近日，路透社发布美国政府效率部（简称DOGE）提前8个月解散的新闻，引发全球关注。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·库珀在社交媒体上紧急“灭火”、予以否认，坚称DOGE虽不再有“集中化领导”，但其工作准则已被制度化。DOGE官方账号更是直接将该报道定性为“假新闻”，声称部门仍在运作，近期还“终止了78份浪费性合同”。
DOGE运转状态如何尚存争议，但观察其运作轨迹不难发现某些征兆：今年5月底，马斯克辞职，并与特朗普因“大而美”法案公开决裂。夏季，DOGE员工陆续撤离总部。至于“节省”，今年5月份，DOGE宣称完成约1600亿美元，但这不足其最初设定目标——2万亿美元的十分之一。而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分析显示，如今美国政府资金流出速度比前两年更快。一边大力“削减浪费”，一边总支出不降反升。换言之，不管摊子散没散，这场美国政治体制下的“激进改革”实验，都宣告失败了。 一个轰轰烈烈开场、旨在提升效率的部门，最终留下的是低效印记，还面临黯淡离场的猜疑，本身就是一种讽刺。这场解散争议的本质，其实是本届美国政府改革理想与政治现实尖锐冲突的集中体现。号称“用硅谷方法改造华盛顿”的改革实验，最终沦为政治僵局、两党恶斗和利益集团博弈的炮灰，深刻揭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缺陷。
其一，美国宪法设计的制衡机制，已异化为阻碍改革的否决政治。DOGE的激进改革遭遇了制度性阻击：14个州总检察长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，指控DOGE严重违反《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案》及《行政程序法》。另一边，特朗普政府则向最高法院上诉，试图以“总统通信保密特权”阻止《信息自由法》对DOGE内部记录的公开要求。事实上，美国官僚机构与非国家权力部门利益融合，也导致改革难以触及核心。一个众所皆知的现象是，国防承包商、福利管理机构等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选区压力抵制改革，例如军工复合体利用国会选区就业关系维护现有采购流程等。 其二，DOGE从成立之初便被打上了深刻的党派烙印。共和党将其视作意识形态清洗的利器。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（USAID）、终止DEI项目合同、冻结哈佛大学拨款等行动，明显针对民主党支持的政策议程，使本应中立的效率改革变成了攻讦对手的工具。民主党针锋相对，通过系统性法律诉讼进行反击。于是，一场效率改革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缠斗。 至于DOGE式微的直接导火索，大众普遍认为来自其领导层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。马斯克与特朗普的“大而美”法案分歧彻底暴露了合作基础的脆弱性。最直白的是，该法案取消新能源汽车税收抵免，特斯拉可能因此每年损失12亿美元，却保留传统油气行业补贴。这让马斯克意识到自己只是政治博弈的棋子，商业利益与政治权力的碰撞加速了联盟破裂。
DOGE的悲剧命运再次证明，在美国现有的政治生态下，任何试图突破体制束缚的改革尝试都难以逃脱被政治化、工具化的结局。当三权分立异化为否决工具，当政策辩论沦为党派恶斗，所谓的政府效率改革只能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表演。
撰文：赵骁（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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